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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马氏文通》的作者到底是谁?

2000-02-16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姚小平 我有话说

 《马氏文通》10卷,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汉语语法,1898年始出6卷,次年续出4卷,署名作者为马建忠(1845-1900)。各种史书、传记资料中,也多写明《文通》的著者是马建忠。 不过,也有资料记载或暗示了《文通》系由马建忠与其兄长马 相伯(本名马良、马建常,1840-1939)合撰。在纪念《马氏 文通》问世一百年之际,这一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兴趣。其实,《文通》的著者问题起初并不引人注意,直到1980年朱 星发表《〈马氏文通〉的作者究竟是谁》一文(《社会科学战 线》第 3期),才让学界大吃一惊:原来我们研究《文通》多 年,竟连著者是谁仍不能定论。诚如王海?所言:“我们研究 《文通》为何而写、如何写成的、体系怎样等,都仍然会联系 到作者的经历、思想、学识等。如果《文通》与我们研究的作 者根本无关,这种研究岂非近于荒唐?”(《〈马氏文通〉研 究百年综说》,《中国语文》1998年第 5期)所以,问题一经 提出,便很受重视,吸引了不少学者参与讨论。在《文通》行 世百年之际,廊清这样一个学界公案,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。 

一、朱星提出: 《文通》实际作者是马相伯

20年前朱星认定,《文通》的“实际作者原来是马建忠的大哥马相伯”,其根据是1935年马相伯与他的谈话。那年老人已96岁,“每次给我谈《马氏文通》,要说我三弟的《文通》如何如何,不直说是他写的。但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。他说:我是采用拉丁文法,尽量就中文特点,避免摹仿之迹。他是神父出家人,不愿出名,且兄弟友爱,所以写马建忠之名。”后来朱星根据自己早年的访谈所获,在《关于语法学的若干问题》中明确写道:“当初马相伯参考了欧洲拉丁文法,所以编出了科学的汉文法。”

这样,《文通》的著者便有三种可能:第一,马建忠独撰;第二,马相伯实撰;第三,兄弟二人合撰。

第一种说法最常见,第二种说法极少有人响应。第三种说法则为多数研究《文通》的学者所接受,但又有分别:大多数研究者认为,《文通》出自马建忠之手,其兄相伯只起了某种帮助的作用;少数研究者认为,马相伯与其弟并为实际作者,所起的作用不限于“帮助”。

二、邬国义反驳朱说

朱星对《文通》著者是马建忠的一般看法提出异议后,即有学者撰文反驳。邬国义根据知情人梁启超的叙述,指出《文通》确系马建忠所作,“马相伯只是助其弟著作而已”(《马氏文通》的实际作者是马相伯吗?,《学林漫录》第五集,中华书局1982年)。梁启超曾多次叙及《文通》和马氏兄弟,只称马建忠为著者,并未提到马相伯的参与。

1896年,梁启超在《时务报》上发表《变法通议》一文,对马建忠正在撰著《文通》一事有所报道:“西人于识字以后,即有文法专书,若何联数字而成句,若何缀数句而成笔,深浅先后,条理秩然。余所见者,马眉叔近著中国文法书未成也。……若其条理,则俟马氏书成,可得而论次焉。”

《文通》面世后,梁启超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一文中称赞道:“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《文通》,亦凭藉高邮(眉叔著书时,余在上海,居相邻,往往有所商榷,知其取材于《经传释词》、《古书疑义举例》者独多也),创前古未有之业。中国之有文典,自马氏始。”

最详细的记叙见于梁启超的名作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第十三章之二:“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。这部书是把王、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,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。著书的时候是光绪二十二年,他住在上海昌寿里,和我比邻而居,每成一条,我便先睹为快。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,他那种研究精神,到今日想起来还给我很有力的鞭策。至于他创作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,现在知道的人甚多,不用我赞美了。”

梁启超所言应该可信。可是,朱星的回忆也并非无中生有。有利于朱说的证据,如刘成禺《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》:“先生常言,予作《文通》,人目为中国文法书。”方豪(马相伯弟子)《马相伯先生事略》:“二十四年(一八九九年)先生年五十九,……是年冬,先生与弟积二十年而成之《马氏文通》前六卷,初版行世;先生爱弟才华,令独署其名。翌年冬,后四卷亦付梓。”

邬文试图将两种说法统一起来,得出的结论是:“……马建忠是主修,而马相伯是协助,主次是分明的。……正因为《马氏文通》的作者是马建忠,所以马相伯每次谈起,要说他‘三弟的《文通》如何如何’,从‘不直说是他写的’,把著作权归于马建忠;也正因为马相伯助其弟著《文通》,所以有时‘在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’,也属事出有因。……综上所述,《马氏文通》的作者仍应作马建忠,而马相伯只是助其弟著作而已,并非如朱先生所说的‘实际作者’。”

朱星把《文通》的撰著归功于马相伯一人,完全不顾足能证明马建忠实际撰著《文通》的有关史料,其持论显然失之偏颇。但邬国义的辩驳也隐有不少疑点。

首先,马相伯并非只是在“言语间露出”或“不直说”是他撰写了《文通》,而是不止一次明明白白地这样说过。以他与马建忠融洽友爱的兄弟关系,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说法。

其次,说马相伯只是协助了马建忠,怎么个协助法?到底做了多少工作?提供几个例句是帮助,参与拟定框架或修订全书也是帮助。

再者,据前引方豪《马相伯先生事略》所记,兄弟二人“积二十年”才撰成《文通》,而马建忠始究语法,是在1880年代中期以后,所以在《文通》的序文里他说自己“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”。如此,是否有这样的可能:马相伯在这之前已开始构思《文通》,并为之搜集材料?

三、许国璋断定, “马相伯不具写汉文文法的学养……”

许国璋在《〈马氏文通〉及其语言哲学》(《中国语文》1991年第3期)一文的第13条长注里下结论道:“对于这一公案,我的意见如下:1)兄有助于弟,但以译名为主;2)《文通》本身是建忠自作;3)相伯不具写汉文文法的学养,他一生以宣道为主。”

关于第一、第二个结论,许国璋解释说,马相伯编有《拉丁文通》,其编写工作盖始于1873年他担任徐汇公学校长之时;相伯在会见朱星时“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”,应是指写了这部《拉丁文通》,而朱星并未听清(96岁老人的话不易听清),又不知曾有《拉丁文通》,遂以为相伯说的就是《马氏文通》。马相伯既有编写《拉丁文通》的知识和经验,在汉译语法术语的酌定上自然“乐于答问”,能给其弟帮助。

许国璋猜想朱星听错,理由不足。须知,马相伯并非只对朱星一人说过他作了《马氏文通》。而且,以为96岁老人说话必不清楚,也无根据。朱星在同一文中明明告诉我们,“他已九十六岁,还能讲一小时话,有说有笑,神志清健。”过了两三年,他的健康状况如何呢?

1935年秋,记者王瑞霖采访了97岁的马相伯。采访始于10月5日,止于12月21日,先后60余次,记为67篇,以《一日一谈》为题连续刊发于天津《益世报》。第一天,记者写道:“老人起居虽须人扶持,耳朵亦不大方便,然而精神却很饱满,和他谈起话来,还是滔滔不绝,并时做手势以助语气。据友人告我:老人从前非常擅于讲演,现在看他口讲指画的精神,始信友人之言不诬。”马相伯曾有“中国第一演说家”的美誉;三天后,10月8日,老人还到复旦中学作了演讲。也正是在王瑞霖系列采访的11月15日那一次,谈起马建忠和《文通》,老人明白地说:“《文通》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。因为举例太多。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……。”可见马相伯对《文通》的贡献不限于译名的制定。

关于第三个结论,许国璋说:“相伯大半生都在修道院生活,汉学根基不深(自云不会作诗),要像建忠那样读尽四书、三传、史、汉、韩文,一是学养不够,二是天主教会不许读凡俗之书,三是即读也不许从事非宗教书籍的著作。”这段论述对马相伯有误解,所列三点均难成立。

第一,马相伯虽就读教会学校,获神学学位并成为教士(1876-1897年,他还曾脱教还俗),但像那时所有殷实人家的子弟一样,他自幼便在家塾习读古文。12岁上来到上海时,他已读毕四书五经。14岁的他已在徐汇公学里担任助教,边教边学。“因为我的国文比较有点根底,本校各班的国文、经学,都是我教”;“……余虽为教徒,而对于学生的中国经史子集之文的讲习,颇知注意。”(《一日一谈》之九)他自称“国文比较有些根底”,乃是谦词,实际上他的国文相当好,远在一般中国学者之上。在章太炎曾经谈及的当时精通西学的四大名士严(复)、马(相伯)、辜(鸿铭)、伍(廷芳)中,“以马相伯的中文最为纯熟,为文作书,既能旁行,又擅直书。从公文尺牍、对联成语,到四书五经、典章制度,无不如素习科举者。”(见李天纲《信仰与传统———马相伯的宗教生涯》,文载朱维铮主编《马相伯集》后论部分,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)读过马相伯的公文、政议、序跋、题词、书信、论著等各种作品后,我们对他那深厚的中文根底便不会再有怀疑。

第二,外国人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,除授西文、神学和西学诸科目外,都把中文和中国经籍列为必修主课(非如此,不能为当时中国社会所接受);何况马相伯既有家学渊源,又兼中文、经史教习,读遍四书、三传、史记、汉书、韩文,实不足奇。马相伯的逻辑学著作《致知浅说》系用文言写就,引自古文献的例句极多,标明出处的有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公孙龙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法言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汉书》、韩愈诗文等。1914年知识界拟仿照法兰西样式,创建“函夏考文院”(科学院),发起者为马相伯、章炳麟、严复、梁启超、黄侃、刘师培等19人,相伯的名字排在名单的第一位,并由他亲自起草《章程》和致政府诸要人条呈,足见他在中国知识界的突出地位和他的学养所具的号召力。

第三,马相伯一生极重科学。年青时研究数学,“几乎发了狂,夜间睡觉的时候,仰视帐顶上,都隐隐约约,闪闪烁烁地出现了许多数目字,梦中也发现四处都是数目字,于是我始悟韩昌黎所谓‘处若忘,行若遗,伊乎其若思,茫乎其若迷’的意境,实为笃学之士的甘苦之言!”后来他去读神学,也未放弃数学研究,终于达到“会通中西数理的枢纽”;“我遇到对于数学有创获时,都笔之于简册,后来竟积有一百二十多卷,余命名曰《度数大全》。惟在少年时代一往直前,不知道爱惜和保存以前辛苦所得的成绩,公之于世,遂令其散佚无存,到今儿想来,实有点可惜!”(《一日一谈》之九)对于教中人士,在修读神学之余从事科学研究是正常的,自利玛窦以来,科学-学术传教便是西洋教士的一贯做法,刊印科学书籍、传播西学知识恰是教会出版机构对晚清中国的一大贡献。如1860年代开办于徐家汇的土山湾印书馆,隶属天主教会,出过《西学关键》、《物理推原》、《几何探要》、《五洲图考》、《彗星论》、《人类学》等等(可参看熊月之《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)。

总之,从查验许国璋说法的可信性入手,征之于史实,我们无法否定马相伯参与了《马氏文通》的撰著。

四、马建忠在上海写《文通》时,马相伯在何处?

据蒋文野的考察,“梁启超第一次会见马相伯是在光绪三十三四年间”,“马建忠写《文通》时,马相伯不在上海”,由此可以证明,马相伯不可能是《文通》的作者(见蒋著《〈马氏文通〉论集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)。

假如马相伯真的不在“作案”现场,当然就不可能是“作案者”。可是,“案情”并不那么简单。马建忠始作《文通》,大约是在1880年代中期;至1896年完成初稿,两年后出版第一部分六卷。撰著加修订的时间,在十年以上,所以马建忠说花费了“十余年工夫”。这十几年,马相伯都不在上海么?兄弟俩都不在一起么?

1884年,马建忠被李鸿章任命为(轮船)招商局会办(总部在上海)。马相伯则协助建忠监理招商局财务,赴各地清查局产,并写就《改革招商局建议》。7月间,因中法战争形势逼迫,由马建忠策划将招商局产业转至美资其昌洋行名下。此举招致多方指责,竟致马建忠背上汉奸罪名,险遭杀身之祸。马相伯也因此受到牵累(时有友人戏言“难弟难兄”),不得不亲赴天津,向李鸿章面陈转移产业之由。马建忠则于同年9月奉旨到京接受调查,幸无事安返天津。

1885年,中法天津条约订立。同年,马相伯应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之邀赴台;旋接李鸿章电,赶回大津。1885-1986年间,马相伯曾代弟建忠出面,与美商谈判收回招商局产权。更重要的一件事,是兄弟二人一同向李鸿章建议筹措外资,以兴实业、建海军。相伯自叙道:“后李中堂和我们兄弟平居闲谈,大发牢骚;他说:军机处命我兴办海军,只给五百万两银子,怎样能办得好!我们就对他建议说:‘现在有美国大富商可以借钱给我们,中堂为什么不试办一下?’中堂听了我们的话,非常高兴……于是我们就同住在天津的美国商人约略商定一种办法……。”(《一日一谈》之二十)

于是马相伯便奔赴美国商借巨款,可惜因为朝议反对,未能成功。沮丧之余,他从美国跑到了欧洲,游历巴黎、伦敦,并去罗马晋见教皇利奥十三世。

1887年,马相伯从欧洲返回,至天津向李鸿章述职。从此马相伯在政界已无大作为,马建忠也是如此。但马建忠显然仍很把洋务实业放在心上,这一年他写了《上李伯相论朝鲜漠河开矿事宜禀》。以后几年里他又写有《富民说》(1890)、《法国海军职要叙》(1891)、《拟设翻译书院议》(1894)等文,也说明他并未完全沉湎于《文通》的撰著,一直在关心国事,存有复出之念。他仍是李鸿章幕府要人,1895年并随李氏赴日签定中日马关条约。

马相伯在回国后的1888-89两年里做了些什么,甚至人在哪里,史家无人能说清楚。但从1890年起,他的行止又有了线索。据李天纲查考,“大约是在1890年,他已回到上海,托养病之名,买地造屋,预备退出政界。大家都知道这一阶段的马相伯十分痛苦,但由于他本人和友人的隐讳,他返沪后的精神痛苦并如何因此痛苦而萌发重回教会的情况,我们已经不很清楚。从土山湾1894年出版马相伯翻译的《新史合编直讲》来判断,他在这时已经重新在为[徐家汇]教会工作了。”李文的分析是合理的。

马相伯退出教会,投身政界,是在1876年。但他的宗教信仰从未动摇。在欧期间晋见教皇一事,已显示他有重新归教之心。官场失意后,他便自然想要回到上海,与徐家汇天主教会恢复联系。1893年其妻回山东省亲,与次子君远并溺于海,对他的尘世生活是最大的打击。1895年,马母卒于泗径家中,临终前希望自上海赶来的相伯重归教会。这样,两年后他终于决定把长子失名和女儿宗文托付给教会,并捐出家产助教会兴学,自己也再度成为一名神父。

回到本文的话题上来,我们要问:从1890年(或更早一些时候起)起,到1898年,马相伯在上海做些什么?恐怕不能排除他与马建忠一同撰著《马氏文通》的可能性。

五、梁启超与马氏兄弟

蒋文野说,梁启超迟至1907-1908年间才初次见到马相伯。可是朱维铮写道:“马相伯初识梁启超是在1896年。这年8月梁启超在上海担任《时务报》主笔,结识了仰慕十年的马建忠,也结识了马相伯。那时梁启超只有二十四岁,而马建忠四十八岁,马相伯则已有五十七岁。他们很快成了‘忘年交’。……但马相伯又很惋惜梁启超对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的认知程度肤浅,以为他应趁年轻学好一种欧洲文字,不该太早卷入实际政治……于是梁启超决定学习拉丁文,而马建忠也自愿充当义务教师。从这时起,梁启超只要在上海,便与康门弟子麦孟华等,每晚前往马宅学习拉丁文,当然也纵谈时事。也由于马氏兄弟的介绍,梁启超相继结识了徐建寅、严复、盛宣怀等一大批所谓洋务名人。”(《马相伯集》)

梁启超那时是马宅的常客。马氏兄弟二人同寓一所,同为主人,马相伯也教过梁启超等拉丁文。这段故事,载于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中梁启勋所写的《曼殊室戊辰笔记》:“丙申(1896年)七月,《时务报》出版,报馆在英租界四马路石路,任兄住宅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,马相伯先生与其弟眉叔先生同居,住宅在新马路口,相隔甚近,晨夕相过从。麦孺博于是年之冬亦由广东到上海,与任兄及弟三人,每日晚间辄过马先生处习拉丁文……自丙申秋至丁酉冬,一年半之间,与马相伯先生几无日不相见,马眉叔先生所著之《文通》,与严又陵所译之《天演论》,均以是年脱稿。未出版之先,即持其稿以示任兄。”

1896年,《马氏文通》想必已具大体模样,进入了定稿阶段。马建忠拿着文稿给梁启超看,梁氏于是得以先睹为快。可是对此前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著者为《文通》建立框架、制定概念、搜集材料的工作,梁氏是否也了解?实际上,梁氏最后看到的《文通》原稿是经过马相伯删定的。关于此事马相伯的自述如下:“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,因为举例太多,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。但是梁任公对于我所删节的本子还嫌举例太多,殊不知此种研究中国文字的文法书,在《马氏文通》出版时代,实在是破天荒,举例过少,学者将要由徵信而解疑。”(《一日一谈》之三八)

读到这里,疑问就更大了:梁启超是真的不知道马相伯参与了《文通》的撰著,还是由于其他原因,只字不提马相伯的作用?

六、林玉山重申: 马相伯确是《文通》实际作者之一

在近作《〈马氏文通〉的作者谈》(1998)中,林玉山表示,“我仍然认为,马建忠只是《马氏文通》的署名作者,《马氏文通》的实际作者是马建忠、马相伯兄弟俩,马相伯的作用绝不仅是‘帮助’、‘校订’而已。”他引用的史料,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刘成禺《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》、方豪《马相伯先生事略》、王瑞霖《一日一谈》之三八所记马相伯的自述外,还有钱智修《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》:“《马氏文通》一书……实先生与(眉叔)共成之,而卷端未尝署名,盖先生欲奖成眉叔,不愿分其盛誉也。”以及缪才子《〈马氏文通〉答问》:“今之《马氏文通》,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,混合多种殊异文理于一书,久而弥彰,后世必再有马枚叔其人者(此书乃马良相伯、马建忠枚叔,兄弟合作)。”

根据来自历史学者、语言学者、传记作者的众多史料,林玉山指出:马氏兄弟为撰《文通》,“切磋琢磨长达二十多年”,“马相伯的切磋琢磨形成了《文通》的框架、观点、论点,这是作者行为”;况且《文通》原稿在百万字以上,由马相伯删去三分之二,始成定本四十万字,这样的删改颇费斟酌,也应属作者工作。总之,“《文通》的署名作者是马建忠,实际作者应该是马建忠和马相伯兄弟俩,完全说成是马建忠或马相伯独著的,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,因而是不恰当的。”但林文也肯定,“马建忠是主要作者,马相伯是次要作者”。

我认为,在迄今关于《文通》著者问题的各种见解中,以上述林玉山之说较为妥帖。朱星仅凭个人采访所得,便断定马相伯才是唯一的实际作者,其立论未免简单、绝对。而后来的不少讨论者,把《文通》的实际撰著归于马建忠一人,不顾与此矛盾的另一方面的史料,显然也失之偏颇。只有综合客观地把握正、反两个方面的史料,将有利和不利的证据全部摆在明处,指出所有的疑点,考虑到各种可能,才能对《文通》著者的问题作出合情合理的解答。

澄清《马氏文通》的作者究竟是谁,是出于考察中国学术史的需要,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,我们不仅要尊重历史,也应当尊重马氏兄弟的感情。试想当初兄弟二人多方合作,并未在一本书的署名上斤斤计较。若按今天的常规,有些事情实难理解。比如,且不说相伯有功于《文通》的定稿,就算他只是在某些方面“帮助”了建忠,建忠也应在序文或附志中说一句道谢的话。可是建忠并未这样做。这是为什么?多半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。

经过一番讨沦,我想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已不是马相伯是否与马建忠合著了《文通》,而是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合著。或者换一种为争论各方都能接受的提问法:在《文通》的撰著中,马相伯给了马建忠哪些帮助?我们已不必再纠缠于《文通》著作权的问题,而需要探讨马相伯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对《文通》的撰著作出贡献。马氏兄弟通力合作,以《马氏文通》一书草创中国语法学,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设立下了第一奇功。可惜马建忠壮年骤逝,未能继续其语法探索。但我们在马相伯身上,特别是在他的《致知浅说》中,可以看到《文通》思想的延续、发展和更新。以往研究《文通》者,对《致知浅说》以及马相伯的语言观极少过问,原因盖在把《文通》看作马建忠一人之作,以为与马相伯关系不大。这一思路需要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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